刘锋焘博士所著《金代前期词研究》一书近日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部著作的出版，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金词研究方面尚无理论专著的空白。作为本书责编，我以一种振奋的心情将这本书荐介给读者。
金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可忽视的时期。金词，是中国词史之发展链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然而，对金词的研究，向来却十分薄弱。迄今为止，国内学界尚未见此方面之研究专著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这部著作本身便具有了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。
这部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，论述每一时期的词作，都首先阐述当时统治者的文化政策，勾勒当时的文化氛围，剖析当时的士人心态。这样的思路与建构，是十分恰当的。因为金朝本是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，在其立国之初，连文字也没有，而短短40年左右的光景，就已是文化发达、文彩斐然、作家辈出，这一令人诧异的飞跃性发展变化，自然是与金统治者重视文化的政策分不开的；而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，出现了一种十分有利于文学创作的文化氛围。这种氛围，是金词产生的背景和土壤。而从另一角度考虑，古来就有“诗言志，词言情”之说，词本身就是一种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的诗歌体裁，加之金代初期，其主要作家原本都是北宋文人，他们以“宋儒”的身份而入金，其心态也是“宋儒”之心态，而后来生长于金源的文人，其心态又自然与其先辈们有所不同，而不同的心态又必然使其作品体现出不同的风貌，故而讨论作家之心态便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。唯有如此，方能使整部著作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。
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史实为依据，评断果敢。比如对金海陵王完颜亮及其词作的评价。近千年以来，人们对完颜亮之词作纷纷表示赞叹，而对完颜亮其人则极力贬损，甚至说“使天下后世称元道之主以海陵为首”（《金史·海陵纪·赞》）“兼齐文宣、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”（赵翼《廿二史?记》）。本书作者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，以肯定的态度评价完颜亮其人、评价他的汉化政策及其大一统意识，并据此高度评价其卓异不凡的词作。对此，霍松林教授赞道：“确当公允，是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。”
这部著作的第三个特点是，在具体的论述方面，常常表现出作者细致严谨的思路、扎实深厚的功力与精细稳健的笔法。如考察金代前期的代表词人蔡松年文化人格之转变时，作者参照了蔡氏一组重要的诗作《庚戍九日还自上都，以“野水竹间清，秋岩酒中绿”为韵》。这一组诗，诗题称其作于“庚戍九日”，而另一首《石州慢》词则称其作年“岁在庚子”。“庚戍”为1130年，“庚子”为1120年，一字之异，时间差了整整10年。刘锋焘先生经过仔细考析推测，断定“庚戍”与“庚子”皆应是“庚申”之误，此组诗当作于庚申（1140）年。类似的考订，在论及蔡松年《念奴娇》（倦游老眼）等作品时也有。这样的文字，都是十分精彩的。
当然，由于资料欠缺等原因，这部书稿自然也会有其不足之处。这一点，也正有待于读者诸君去鉴别、品味、指正了。
